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当然，我们不应否认国民党对于现代中国崛起的历史贡献，但1945年绝对不是现代中国的峰值，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历史遗产上推动了中国进一步崛起。

它增进了政府的权力，却也可能削弱政府的权威。明白保护羊才能剪到羊毛的道理不需要很高的智商。

为什么选举权、表达自由通常拥有宪法地位，而适龄结婚的权利只需普通法律规定？人们可能不假思索地说：它们对公民来说很重要。一方面，政府在保护这些只涉及私人主体间关系的权利上既不缺少动机也不缺少能力。在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周期性的选举和日常性的表达自由是一种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它们确保充分的意见显现和公众讨论，并为公共决策提供信息基础。这种立场也支持把个人权利同公共利益对立起来，并为限制权利提供理由，毕竟个人利益相对于公共利益来说并不具有量上的比较优势。宪法权利大多为政府所不喜欢，正是因为政府不喜欢，所以才写入宪法，为什么？因为宪法先于并高于政府。

宪法权利并非多多益善。为什么民主国家的政府和公众也对表达自由如此厌恶？这并不奇怪，恰恰是一个受多数人意志约束的政府，才对少数人以罢工要求提高薪水、游行主张同性婚姻合法化等方式很不喜欢，因为对于政府和多数市民来说，一小撮人的行为妨碍了公共利益。在根据1999年新宪法重新当选后，查韦斯提出了一项授权法案，要求国会允许其在一年时间内用总统法令治国。

对于西方主流国家乃至于国内中上层精英而言，委内瑞拉1998年的选举是一场噩梦，上台的总统将一直执政到死，而且将坚定奉行国有化和福利改革计划。独裁官制太易遭到诟病，所以查韦斯经常使用的制度工具还是公民投票。在其逝世后，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更是宣称委内瑞拉民主化将翻开新的篇章。根据1999年新宪法，查韦斯推动了2000年新的议会和总统选举，进一步确证了自身的权威正当性。

这里涉及的不是是否符合宪法的形式评价问题，而是政治家的政治美德问题，是政治家思考根本政治选择的道德尺度问题，即政治家必须有长远眼光和制度理性，不能囿于短期政治利益，而要为民族的持续稳定和繁荣奠定根基。他的逝世是地区政治乃至于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事件，因为他一直是当代拉美左翼政治的主要旗帜。

查韦斯的关切在于延续玻利瓦尔的理想与使命，推动委内瑞拉的平等福利改革以及拉美世界的联合自强。当然，在2000年的语境中，查韦斯显然不敢攀比当年希特勒的政治胃口。1999年的委内瑞拉重新制宪是一场典型的领袖式制宪，所使用的基本制度工具是公民投票（referendum)。然而，现代政治的总体走向是一种代表制民主，联邦党人为其提供了审议民主的理由。

在玻利瓦尔大学就读期间，查韦斯主导提出了一种左翼民族主义理论——玻利瓦尔主义。他的优势在于玻利瓦尔主义中的民族立场和民众立场，他打动了那时的工人阶级和贫民群体。早在19世纪初叶，拉美青年玻利瓦尔循着殖民者的轨迹远赴西班牙—法国一线，汲取了启蒙思想和自由理念，反身成为拉美独立运动领袖，成为现代拉美诸多国家的共同国父。委内瑞拉就是其解放事业的成果之一。

此时的查韦斯要比几个月前的当选总统更有权力，因为总统不过是旧宪法的执行官，而主导制宪会议的查韦斯则成为人民的领袖和新宪法的设计师。是的，2007年的查韦斯可以那样做，符合1999年的宪法修正条款，但他也可以选择不做，因为这涉及1999年宪法是否还能保持共和制特色的问题。

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家而言，1992年的选择是一个经典选择，走的是武装革命的道路，然而1998年的选择也是一个经典选择，走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这表明，民主体制本身具有中立性和政治盲视，不能阻止具有反民主潜质的政党上台。

（3）确立总统对国会的政治优势：总统可以解散国会，但国会不得弹劾总统。然而，还在他在世时，美国的门罗总统就于1823年宣布了门罗主义，这多少意味着拉美的历史将遭遇美洲大陆上一个新帝国的支配与挑战。制宪会议开始高效运作并提出了新的宪法方案，要点如下：（1）国号中增加玻利瓦尔，强化其意识形态基础。这一制度又称全民公决，是直接民主的一种制度形式。这里存在着太多的意识形态对立：民主/独裁。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1980年代末邓小平率先垂范废除领导终身制的政治故事。

比较普京和查韦斯的同期选择，笔者更倾向于普京，因为他保持了俄罗斯宪法的稳定与尊严，合宪地间隔担任总统，为后续总统树立了政治典范，而查韦斯尽管也遵守了宪法修正程序，合宪地寻求无限连任，但却破坏了该国宪法的稳定性和尊严，实质上确立了总统的终身制，这在宪政上是一种倒退，为其身后的政治恶性竞争埋下伏笔。（5）设置罢免公投程序：总统不能由常规宪法机关罢免，只能由公民投票罢免，罢免公投的启动条件为20%登记选民的联署动议。

然而，左翼政治传统保留了这样一种激进而原始的民主形式。拉美没有美国幸运，没有一批具有帝国理想、深刻领会欧洲启蒙思想精髓且富有政治经验的联邦党人。

公民投票与激进福利：民粹驱动民主查韦斯宪法的一大特色是公民投票。查韦斯后来的政治组织与社会福利计划也大多取名玻利瓦尔。

同期的俄罗斯总统其实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二者的选择大相径庭：普京在2008年两届任期届满后转任一届总理，于2012年再次当选总统，在维持宪法稳定和权力竞争之间实现了平衡，其梅普组合的二人转模式成为政治佳话。1999年7月，两场公民投票如期举行：第一场决定是否创设一个制宪会议来制定一部新宪法，以72%的高票通过。在摆脱西班牙统治之后的拉美也曾建立了邦联式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但最终分裂，而且也未能形成更大范围的拉美联邦。这是典型的左翼政治倾向。

但他还是寻找各种机会来实现他的玻利瓦尔主义。2007年，在新宪法下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内，查韦斯感觉这一宪法外衣不太合身了，因为该宪法规定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4）压缩立法权：两院制改为一院制，缩小立法权限范围。在玻利瓦尔的世界里，拉美的解放是整个美洲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美国的独立革命是他的典范而不是敌人。

外交上摆脱欧美，亲近新第三世界。没有迹象表明1998年的选举存在严重的舞弊和操纵，因为他那时还未掌权。

于是他开始重组政党，完善政治纲领，决心走委内瑞拉1961年宪法规定的选举政治的道路，通过宪法体制内的竞争上位。可想而知，这些改革法案缺乏正当立法程序，也不可能受到违宪审查。在1999年新宪法中，他推动建立了范围广泛的公民投票制度，甚至在总统信任问题上也不例外。查韦斯上台后的政策转变引人注目：国家指导思想上放弃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倡导社会主义和福利主义。

他是韦伯意义上的克里斯玛型领袖，他自信满满，对公民投票这柄利器操作自如，然而他之后怎么办？这一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将严肃的政治决策简单地建立在意志而非理性的基础之上，激发政治人物动辄煽动民众激情，而在人民被频频发动的政治体制内，宪法的稳定和国家的常态化治理是很难获得保障的。这种民主似乎有一种群众运动的直接、生动的审美情趣，以至于当代中国政治学家王绍光教授会在《民主四讲》中呼唤这样一种未加修饰的民主。

在我看来，对直接民主的现代拒绝，其主要理由不是所谓的规模难题，而是所谓的审议难题。不过，政治生命上的终身制还受到自然生命的制约，查韦斯一定是抱着太多的遗憾离世的，因为他的玻利瓦尔主义还没有实现，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改革还在徘徊，拉美的联合自强还在摸索。

这部宪法几乎是给查韦斯量身定做的，在1999年看来大体合身。美国也不会喜欢查韦斯，因为他是美国门罗主义的绊脚石，是美国领导的拉美民主化的敌人。